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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没有倡导赤字财政0精密铸件

时间:2022/09/02 22:00:49 编辑:

凯恩斯没有倡导赤字财政

--历史上的凯恩斯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被西方主流经济学冷落了20多年的凯恩斯主义再次回到了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舞台中心。

面对突如其来的经济衰退,很多国家采取了规模庞大的凯恩斯主义刺激政策。

金融危机更是引发了经济学家们对经济理论和宏观经济政策指导思想的反思。之前曾经被边缘化的一些经济学家也开始猛烈抨击过去20年来的主流经济理论和宏观政策。

他们的主要观点包括如下几点:

(1)以新古典微观经济为基础的宏观经济理论不符合实际情况,因为,宏观经济不是简单的由一个有代表性的居民和一个有代表性的企业放大N倍构成的,而是由N个独立决策的不同居民和不同企业互动而构成的。

(2)以规则为主导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以通货膨胀目标为主的货币政策,虽然对防止通货膨胀有一定的作用,并不能有效地防止金融资产泡沫化,不能保障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的广义稳定,特别是经济增长和就业的稳定。

(3)金融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并非是最有效的。金融市场的稳定不能仅仅依靠市场参与者的自律,必须依靠政府的监管。

(4)金融界的风险分析模型既不能充分估计一个银行或一个公司的金融风险,更无法估计金融体制的系统性风险。

一些经济学家,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和其他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认为需要彻底改写宏观经济学教科书,需要新的理论,新的模型,新的政策框架。

曾经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兴风作浪的对冲基金巨头乔治索罗斯出资建立“新经济思想研究所”专门研究新的经济理论框架。

但是,提出需要新经济理论框架的人们,除了否定过去的主流经济理论之外,至今并没有提出新的理论。他们的建议仍然基本上是重新回归到凯恩斯主义。

随著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的大幅度上升,不少国家已经逐步退出刺激政策。有些欧洲国家在陷入主权债务危机之后,不得不采取财政紧缩政策。

当然,以坚定凯恩斯主义者著称的克鲁格曼和斯蒂格利茨等经济学家极力反对财政紧缩政策,认为财政紧缩政策已经导致希腊等欧洲国家陷入了第二次衰退,如果更多的国家采取财政紧缩,世界经济必然将陷入第二次“大萧条”。

由此看来,凯恩斯的确不愧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思想家之一。他在上一世纪30年代在其代表作《就业、利率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中阐述的思想仍然在影响着当今的宏观经济政策。

但是,最近Roger Backhouse 和 Bradley Bateman 的新书,Capitalist Revolutionary John Maynard Keynes,(资本主义革命家凯恩斯)为人们认识历史上的凯恩斯,凯恩斯主义的发展,以及凯恩斯主义的现实意义提供了一些新的视野。

Roger Backhouse 和 Bradley Bateman 是两位英国专门研究经济史的学者,曾经发表过很多有关研究凯恩斯主义历史的著作。一般认为,他们的观点比较客观,避免意识形态的影响。

两位作者认为,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人们想重新树立的凯恩斯已经远不是历史上的凯恩斯。

事实上,在过去的多半个世纪里,经济学家和经济政策制定者们一直在根据自己的需要反反复复地解释凯恩斯和凯恩斯主义,即包括那些希望借用凯恩斯的权威来兜售自己主张的人,也包括那些以凯恩斯作为靶子来推销自己观点的人。无论是坚持凯恩斯主义一方,还是反对的一方,都往往歪曲了历史上的凯恩斯。两位作者在书中列举了很多例证。

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凯恩斯主义学派主张通过政府财政赤字来“调节需求”:政府可以通过减税,或者增加政府支出,即增加财政赤字,来增加总需求。事实上,这不是凯恩斯的观点。两位作者用凯恩斯给 Meade 的一封信论证了凯恩斯本人对通过政府财政预算来调节消费所持的怀疑态度。

同时,凯恩斯并不支持政府的日常性支出账户出现财政赤字。他主张将政府预算分为两个不同的账户:日常性收支账户和公共投资账户,后者用于政府对公共设施的长期投资。他强调政府可以通过增加或减少公共投资来调节由于私人企业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和就业带来的影响。但他认为,政府对公共设施的投资应该产生收益,可以收回成本,不应该造成财政赤字。

人们公认凯恩斯不相信毫无制约(laissez-faire)的资本主义能够自动保证社会的充分就业和稳定增长。但是,凯恩斯并不像一些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提倡“大政府”。他认为不应该以国有化企业取代私有企业:无论国有企业是否能够比私有企业做得好一点,或差一点,国家都不应该去做私有企业已经在做和可以做得事情;国家应该去做私有企业能够做的范围以外的事情。

凯恩斯也从来没有支持过“福利社会”的思想,更没有提倡用政府赤字去搞福利社会,或用政府赤字去稳定经济。

两位作者在书中着重指出,人们往往将罗斯福“新政”看作是凯恩斯主义财政刺激政策的实践。但事实上,这是误解。罗斯福在1932年和1936年的两次总统竞选中,都是以平衡政府预算作为其竞选纲领的。罗斯福在1932-1935期间的实施的“全国复苏方案”并不是基于财政刺激,而是基于稳定物价。在他的第一任期间,美国政府赤字的确上升,但罗斯福解释,这不是他有意推行财政赤字的结果,而是因为大萧条迫使政府增加了一些应急支出。他在1936年竞选连任时,再次强调要平衡财政。1937年,当美国经济面临大萧条后的第二次衰退时,罗斯福开始采纳他政府中几位年轻经济顾问的建议,用财政赤字刺激美国经济。但是,两位作者指出,这几位年轻经济顾问的建议并不是来自凯恩斯1936年发表的《通论》。直到1940年,罗斯福当局才开始用凯恩斯的一些观点来解释他们在过去几年已经实施的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各国的经济政策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强调政府对经济的积极调控。一些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们往往将这一时期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凯恩斯紧密联系在一起,称之为凯恩斯时代。然而,这两位作者在他们的书中指出,虽然人们可以用凯恩斯的一些观点和术语来解释二战之后西方各国的经济政策,但是,这一时期的经济政策主要是这些国家内部当时的政治和社会因素决定的,不能将这些政策归功于(从支持这些政策人们的角度来看)或归罪于(从反对这些政策人们的角度来看)凯恩斯本人。

事实上,凯恩斯本人在生前并不介意,甚至支持,不同学派对他经济思想的不同解释,无论是打着凯恩斯主义大旗的,还是反对凯恩斯主义的。1944年,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经济会议上,他说:“在座的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只有我不是”。

Roger Backhouse 和 Bradley Bateman在这本书的附录中回顾了二战之后各种凯恩斯主义学派的发展过程。其中,他们对有些自诩为凯恩斯主义学派的评论略为尖刻了一些。例如,两位作者写到,1970年代一批年轻学者自封为“后凯恩斯主义学派”(Post-Keynesians)。这些年轻学者的初衷有两点:一是他们反对当时主流经济学学术期刊对经济论文的技术要求(数学和统计论证),他们的文章无法被采纳,因为不够规范化,尽管他们自己认为他们的文章更切合实际;二是他们认为有必要重申凯恩斯所倡导的充分就业的经济政策。

限于篇幅,笔者不可能在此详细介绍书中的更多内容。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原文(不知是否已有中译本)。

读了该书之后,结合本人曾经接触和工作过的一些著名经济家的经历,包括一些诺贝尔奖得主,笔者感到,一些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上有创新贡献的大师们往往并不把他们的新思想或新方法与现有的思想和方法完全孤立开来,而他们的追随者们往往喜欢打着大师们的旗号,将自己标榜为某某学派,与其他学派势不两立,将大师们的思想当成教条,甚至曲解大师们的观点,来兜售自己的观点。这与大师们的初衷是相悖的:大师们之所以能够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正是因为他们没有把前人的思想当作教条。

经济理论需要随著人们经济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我们不应该对过去的经济理论采取完全否定或完全肯定的态度。历史上不同经济理论都有它们的时代特征,也有它们的历史局限性。它们都是人们对经济活动和经济体制不断探索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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